高度重视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是新时代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项标志性成就。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当前已在全社会形成广泛共识。档案文献遗产是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传承优秀传统文化、赓续中华文脉中有着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让社会深入认识档案文献遗产的价值，更加重视档案文献遗产的保护利用，应当成为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的重要一环。
中华文明历史悠久，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发展至今的文明。中华文明的这种连续性，很大程度上在于我们拥有最能维护和保存文化历史传统的文字，用这种文字所记载的历史可以一直追溯到古老的过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我们的文字记录在甲骨上、青铜器上、岩石碑刻上、简牍上、绢帛上，当然更记录在纸张上，载体多元，卷帙浩繁，承载了中华民族的悠远记忆，保存着中华文明的绵延文脉。这其中具有保存记忆、存凭留史作用的文字记录，就形成了档案文献。年代久远、具有重要标识作用的档案文献，就是我们的珍贵档案文献遗产。
习近平总书记对包括珍贵档案文献遗产在内的文物保护传承念兹在兹。2019年8月，他在敦煌研究院座谈时强调要推动流散海外的敦煌遗书等文物的数字化回归。2020年10月，他在广东汕头考察时走进侨批文物馆，由被称为“侨批”的海外华侨银信充分肯定华侨心系桑梓、心系祖国的精神。2022年10月，在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考察时，他强调甲骨文存文字、证信史的根本作用。2023年7月，他在陕西汉中市博物馆细细品读既是研究道路和水利建设的珍贵史料、也是研究汉魏书法实物标本的“石门十三品”。2024年9月，他在参观陕西宝鸡青铜器博物院时，在迄今为止最早记载“中国”一词的镇院之宝何尊前久久凝思。2024年11月，他在湖北云梦县博物馆馆藏的秦汉简牍前驻足，仔细察看。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过的这些珍贵档案文献遗产，大多作为文物保管在文博机构之中，它们是中国档案文献遗产的突出代表。我国档案馆系统现存最早的纸质档案，是辽宁省档案馆馆藏的唐代六件档案，本身就出自敦煌遗书。当然，我们档案文献遗产远不止这些。从一定意义上说，那些反映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活动，具有重大和持久价值的文献记录，都可以称为档案文献遗产，因而档案文献遗产包括但不限于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等保管的金文、石刻、简牍、绢帛、纸质、照片、胶片、音像及数字文献等。由此，档案文献遗产不仅是传自古代的，还可以是近代的甚至是当代的，只要它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具有重大而持久的文化和历史价值。
20世纪9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世界记忆项目，建立世界记忆国际名录，旨在唤起人们对珍贵文献遗产的重视，加强对文献遗产的保护利用。世界记忆项目的立项宗旨，与我们尊史重文的传统高度契合，得到我国积极响应。国家档案局牵头负责，于1996年成立世界记忆项目中国国家委员会，组织协调这一项目在我国的实施。同时，结合全国重点档案抢救工作的开展，国家档案局于2000年建立《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成为世界记忆项目的国家名录。2008年，世界记忆项目亚太地区委员会建立该项目的亚太地区名录。这样，在10多年的时间里，从国家名录到地区名录再到国际名录，我们就有了完整的世界记忆项目体系，我们的档案文献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就有了实实在在的抓手。截至目前，我国已先后公布5批198件（组）《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17项档案文献列入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15项列入世界记忆国际名录。国家档案局倡议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档案主管部门建立省级档案文献遗产名录，力求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世界记忆的名录体系。
就拿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过的档案文献遗产来说，甲骨文于2017年入选世界记忆国际名录；侨批档案在2012年、2013年先后入选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和国际名录。在各批次的《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中，《尹湾汉墓简牍中的西汉郡级档案文书》2002年入选第一批，利簋又名“武王征商簋”2003年入选第二批，敦煌写经2010年入选第三批，甘肃秦汉简牍2015年入选第四批。这样的入选是一个进行时。我们相信，随着世界记忆项目在我国的持续组织实施，将会有更多中国档案文献遗产进入各级名录而受到海内外的关注和重视。我们同样相信，在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的时代大潮中，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中国档案文献遗产一定会发出熠熠的光彩。
（本文转载自《中国档案杂志》公众号）